《儒林外史》知识点总结
《儒林外史》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，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。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《儒林外史》知识点总结，希望有所帮助！
作者简介
吴敬梓（1701--1754年），清小说家，字敏轩，号粒民，晚号"文木老人"、秦淮寓客，安徽全椒人。雍正诸生。早年生活豪纵，后家业衰落，移居江宁。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，托病不赴，穷困以终。工诗词散文，尤以长篇小说《儒林外史》成就最高。又有《文木山房集》、《文木山房诗说》等。
故事背景
《儒林外史》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。《儒林外史》写的是“儒林”之“外史”。换句话说，《儒林外史》不是正史，不体现官方意志，也不是稗官野史，其主旨是“写世间真事”穷极文人情态，针砭时弊，讽喻世人。
作者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，而科举制度已经过兴盛之期，显露出它的弊端。文士们醉心举业，道德沦丧。《儒林外史》主要描写对象为儒林文士，正如鲁迅所说“机锋所向，尤在士林”。书中人物，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。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，吴敬梓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。作者托明写清，目的是要塑造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，生动描绘吃人的科举制度、礼教制度和腐败的政治体制，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。
内容简介
《儒林外史》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，作品用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，展示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。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，从揭露科举制度及其奴役下的士人的丑恶灵魂入手，刻画了特定时代各个不同阶层的众生相，抨击了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。它的语言是准确、生动、洗练的，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，讽刺手法高超绝妙，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。鲁迅先生认为《儒林外史》的出现，“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”。
主题思想
《儒林外史》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，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思想，描绘了封建社会广阔的社会生活，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丑恶现象，从而揭示了这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。
人物介绍
书中重点描绘了一群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儒林丑类，从而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整个封建道德的虚伪。腐儒的典型——周进、范进；贪官污吏的典型——汤奉、王惠；八股迷的典型——马静、鲁编修；正面的典型——王冕、杜少卿。从周进的哭，范进的'笑，王玉辉的笑而后哭，可以看出作者笔锋所指不是某个人，而是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，因此，作者在对人物进行褒贬时，他的讽刺总是紧密地围绕着事物的本质问题而显示其分寸。不同的人物典型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。
典型人物分析
《儒林外史》中写得好的不是完人，而是卑微的小人物，或是丑人。
闲斋老人的《儒林外史序》说：“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。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（如周进、范进、梅玖）；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（如严贡生、汤知县、王惠太守）；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，自以为高，被人看破耻笑者（如杨执中、权勿用、杜慎卿、娄三、娄四公子）；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，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（如王冕、杜少卿、庄征君、虞育德）。”这是《儒林外史》中主要写的四类人。
一、腐儒的典型——周进、范进
读过《儒林外史》的人，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、范进这两个人物，他们是作者在第二、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，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。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，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。
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，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，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，在贡院参观时，“周进看着号板，又是一头撞将去。这回不死了，放声大哭起来：‘众人劝着不住。金有余道：你看，这不是疯了吗？好好到贡院来耍，你家又不是死了人，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？’周进也听不见，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。一号哭过，又哭到二号、三号，满地打滚，哭了又哭，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。金有余见不是事，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。他哪里肯起来，哭了一阵又是一阵，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。”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，他就破涕为笑，趴到地上磕头，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。
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，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，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。他在生活中受尽欺凌，他要去考试，岳父胡屠户骂他是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听到中举的消息后，他起初不敢相信，既而拍着手大笑道：“噫！好！我中了！”欢喜得发了疯。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。多年的愿望实现了，从此可以升官发财，他怎能不欣喜若狂，以致神经错乱呢。
从这两个人物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。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，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。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，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。
二、贪官污吏的典型——汤奉、王惠
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，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。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，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。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。
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：“次日早堂，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贼，知县怒道：‘你这奴才，在我手里犯过几次，总不改业，打也不怕，今日如何是好？’因取过朱笔来，在他脸上写了‘偷鸡贼’三个字：取一面枷枷了，把他偷的鸡，头向后，尾向前，捆在他头上，枷了出去。才出得县门，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，屙出一泡稀屎来，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，胡子粘成一片，滴到枷上。两边看的人多笑。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，大骂一顿‘大胆狗奴’，重责三十板，取一面大枷，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，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，只剩的两个眼睛，在县前示众。天气又热，枷到第二日，牛肉生蛆，第三日，呜呼死了。”
南昌太守王惠，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。他念念不忘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通例，他一到任，衙门里就满是“戥děng子声，算盘声，银子声，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，合城的人，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，睡梦里也是怕的。”
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，升官发财，作威作福；而贪狠、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。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，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。
三、八股迷的典型——马静、鲁编修
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，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。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，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，其中最虔诚的八股之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。
《儒林外史》中塑造的马二先生，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，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“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”，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，他说：“举业二字，是从古及今，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，那时用‘扬言行举’做官，故孔子只讲得个‘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’，这便是孔子的举业。……就是夫子在而今，也要念文章，做举业。断不讲那‘言寡尤，行寡悔’的话，何也？就日日讲究‘言寡尤，行寡悔’，那个给你官做？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。”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，依然以“生员”终身的白丁，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，他“劝导”匡超人说：“古语说得好：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’而今什么是书？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。”
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，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，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，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：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。
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：“八股文章若做的好，随你做什么东西，要诗就诗，要赋就赋，都是一鞭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；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，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，邪魔歪道。”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，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。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。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：“做穷翰林的人，只望着几回差使。现今肥美的差，都被别人钻谋去了。白白坐在京城，赔钱度日。况且弟年将五十，又无子息，只有一个小女，还不曾许人家，思量不如告假返舍，料理些家务，再作道理。”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“成功者”，其画外音显然是说，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，除了徒有虚名外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
四、正面典型——王冕、杜少卿
《儒林外史》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，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，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“敷陈大义”，“隐括全文”，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。王冕出身田家，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；而又安于贫贱，以卖画为生，不与权贵相与，作者通过他的嘴，抨击了科举制度，“这个法却定得不好，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。”在作者看来，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“文行出处”，才能免于“功名富贵”的牢笼，堪称“品地最上一层。”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。
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，他不热衷功名，反对八股科举，不愿做官，被视为“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”。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。他说“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。”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，也是批判。
他敢于怀疑权威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。他说“朱文公解经，自是一说，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。而今丢了诸儒，只依朱注，这是后人固陋，与朱子不相干。”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“朱注”的否定，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。
